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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书评观察:从“被挤出期刊”到豆瓣“打一星”

爱书、爱阅读的朋友对书评这一文体应该是不陌生的。即便一个人对书评并不了解,只要回忆老师们在大学课堂上布置作业写读书报告的日子,就会发现多半也写过书评,或类似书评的内容。书评通常被认为是对一本书的介绍和评论,而这个简单的看法确实也说出了一篇书评的基本内容。

书评的关键意义在于告诉人们,知识是需要流动和交流的。在刊物上,书评是一种重要的文体。在刊物中,也有专门刊登书评的杂志或报纸。

2021年转眼就要结束了。下文为书评君对本年度书评做的一些观察。盘点基于对书评功能的两种基本理解:书评是学术共同体进行知识交流的必备方法;书评是学术研究走向大众知识传播的必经之路。在这一年,书评的处境如何?我们就从学术期刊开始这个话题。

撰文|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 罗东

01

从“比较边缘”到“更边缘”

电视剧《围城》(1990)剧照。

在2021年最后几天,已有上百种学术期刊提前发行2022年第一期,刊登的书评总共也只有几篇。这是2022年最早见刊的书评。《河北法学》是少有的在2022年开头已经刊登书评的一本期刊,可若是以为第一期既有书评,未来一整年岂不是有更多,那么这个猜测很有可能会错。因为实际上在2021年,全年12期的《河北法学》刊登的书评共计也仅有1篇。

书评是学术期刊不该缺少的一部分。通过书评,学术期刊不只是在向学者传达书籍的出版消息,更重要的是在展开一种知识交流。书评者需要凭着他的知识积累,进入这本书的研究领域,告诉读者它在这个领域的知识链上处于何种位置,以何种方法,发现、提出并回答了什么样的问题。一篇书评只有找到这个位置才能介绍清楚这本书的价值。读一篇书评,往往也相当于读一个研究选题的述评。有了这一过程,学者当然就在论文、学术讲座或会议、交谈等形式之外也找到了一种让观点发生碰撞,让知识得到积累的方法。

然而,不管是论数量还是论版面,书评都被论文全面碾压。在2021年,其程度是空前的。

我首先找的是平时也有一些关注的《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它们分别是国内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最有影响力的期刊。结果是,在这一年,《社会学研究》的书评数量为0,《经济研究》《政治学研究》虽有书评发表,却也只有1篇。看到这个结果,多少有点吃惊。

是否它们本来也极少发书评?以5年为一个间隔单位,搜索它们在2016年和2011年的刊文时看到,《经济研究》在2016年也只有1篇书评,在2011年则有4篇,而《社会学研究》此前有书评,2016年的数量为3篇,在2011年更多,有7篇之多。《政治学研究》在2016年的数量为0,在2011则有6篇。三本期刊,一本月刊,两本双月刊,在这期间的发行期数并没有变,可以排除书评变化与期数变化的关系。

再以5年为一个间隔单位继续回看。在2006年,《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的书评篇数分别为3、13和2。不过,《政治学研究》在当时还是季刊,比之后的年份少2期,即便如此,也有2篇。从这里能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社会科学领域最为重要的三本学科期刊没有以往那么愿意刊登书评了,当我们隔5年看一次,到了2021年少之又少。《社会学研究》的变化最大,从13篇下降到7篇,再到3篇,在2021年已经为0。更直观的变化见下面的柱形图。

《经济研究》等期刊2006年、2011年、2016和2021年的书评数量。

接下来,我们转向其他学科的专业期刊,包括文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新闻学、法学和考古学等学科。以下为相应学科影响因子最高——或“之一”——的期刊的书评数量。

将书作为研究对象(如研究《文心雕龙》《理想国》)的文章是论文,不算作书评,不计入。

《文学遗产》等期刊2011年、2016年和2021年的书评数量。

随后,以同样的方法检索4本综合学术期刊和8本高校学报。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等期刊2011年、2016年和2021年的书评数量。

《中国社会科学》等期刊2011年、2016年和2021年的书评数量。

可惜,以一己之力无法检索数千种期刊。仅按学科专业期刊、综合学术期刊和高校学报等类别找了如上22本,它们都属于国内最有影响力的那一部分中文期刊(未检索国内出版的外文期刊)。

在所检索的年份中,有的期刊没有发表过书评,而有的之前是发表的,而且数量并不少。比如《道德与文明》在2016年有12篇书评,《河北学刊》有11篇,但是它们在2021年的书评数量缩减到2,甚至为0。唯有影响因子相比之下还低一些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趋势是相反的,在2011年和2016年均无书评,在今年有3篇。

从已检索的这22本学术期刊遗憾地看到,在2021年,书评是被冷漠的,不断让位于论文,从比较边缘的位置滑向更边缘的地带,在这个过程中,书评对于学者和学术期刊来说似乎都不重要了。要知道,书评还可为图书出版提供参考。由于学者需要去关注同行最新的研究进展,彼此也有往来,学术出版的信息毫无疑问会在这一张社会关系网络中流动,学术期刊能借此获得第一手学术出版信息,如《历史研究》在2011年的一篇书评,评论的是当时刚出版的《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原版,指出其学术贡献,在十年后,这本书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21年4月),被收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在本年度,《读书》第8期恰巧刊有《学术书评的困境及超越》一文。作者陈静有一段回顾: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萧乾将书评作为研究课题,到邓正来创办《中国书评》尝试为学术共同体立法,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书评‘走红’到之后很多期刊弃之如敝屣,学术书评虽未消亡,却始终在学术边缘‘聊备一格’地活着,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小摆设’。”

这个判断虽没有具体例证或数据支持,却描述了书评由来已久的处境。书评在学术期刊是边缘的,是被嫌弃的。于学者而言,书评不算作学术考核的成果;于期刊而言,书评的引用率不如论文。我们无法得知学术考核和引用率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学术书评的处境,但就结果来看,少不了学术研究功利主义的作用,而这就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

《读书》为专门刊登读书文章的杂志。以下,我们来看这一类读书刊物。

02

“大众”和套路

专于刊登书评的读书杂志、读书报纸和大众媒体副刊,在种类数量上远比不上学术期刊。以杂志为例,为人熟知的包括《读书》《书城》《中国图书评论》《博览群书》《书屋》等。报纸有《中华读书报》。此外包括《新京报·书评周刊》,以及《晶报·深港书评》《经济观察报·书评》《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华西都市报·当代书评》等大众媒体副刊。它们都介于学术与大众之间,当然“介于”的位置有差异,有的靠近学术、思想多一些,有的距离大众更近。

不过,有必要先重新审视“大众”这个词语。

在近代启蒙以后,“大众”一般被视为与“知识精英”“启蒙者”相对应的角色,如今在生活中,人们也经常认为“大众”是形形色色普通人的集合,不同于“学者”“专家”。也就是说,大众读者也就等同于非专业的普通读者。这倒也没有多大的错误。可在现代社会并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在知识分工和学科专业化的当下,一个专业人员一旦离开他的专业知识系统,去阅读其他领域的书或书评,其实都是大众。在这个意义上,读书刊物或平台刊登的书评未必“不学术”,未必“不思想”。学术期刊的书评将本专业内的研究者视为目标读者,而读书刊物或平台并没有这一预设,它刊发的书评需要考虑不同知识背景读者能否接受。所以在这里阅读,对于学者来说,他们可以突破学科专业化的限制,成为一种古典意义上的读书人——“读书杂家”,或用时下的话说是“杂食动物”。对于我们来说,则可以在这里发现感兴趣的书,满足好奇心。

电影《天才捕手》(Genius 2016)剧照。

在今年8月,《书城》的一篇《诗人的萤火虫》(作者:史凤晓)在自然史中谈诗人如何理解萤火虫,从“自然”专门知识到诗歌,让人看到多种截然不同的知识交叉后的魅力。在这一年,像这样的读书文章在《读书》《新京报·书评周刊》也有一些。它们的写法大多是从一个主题展开,融合多本书或多位思考者的知识。尤其在纪念沈昌文、李泽厚等老先生的若干篇文章中,我们读其中的书,也读其中的人和故事。另有读书文章,在阅读和引用外加入作者本人的一些实地观察,如《读书》4月号刊登的《后厂村路上的北京折叠》(作者:赵益民),对“城市密度”的反思给人以启发。

然而,真正稀缺的,其实是单论一本书的书评。我的意思不是指整篇文章只有一本书,而是下笔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探讨一个话题而找书,而是为了评书去找其他材料。所评之书是文章的中心。某种程度上,这样的书评更有挑战性。

这是因为我们都极其容易走进一种写作套路。譬如,将书的内容重述一遍,讲下成书或作者背景,再引用其他书的相关观点辅助论证,对这本书的评论是全面的,却也是缺乏焦点的,无奈,这在人文社科领域几乎就是一种套路。大多数单论一本书的书评都有这个问题。比如《书城》10月号评论段义孚《浪漫地理学》的《浪漫主义不是文学艺术的专利》(作者:苗德岁)就逐章讲述、评论。当然这篇书评依然能打动人,吸引人学习它的内容。我猜这是因为文章的写法是老派副刊的,信手拈来,关键处有点评,不刻意追求“深刻”。这是未过度专业化的写法,不会充斥着唐突的术语。用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的话说,过度专业化必然导致知识多样性的枯竭。

在这一年,印象同样深的是《读书》9月号刊登的《从细微处看大关节》(作者:葛兆光),评的一本新书《图像、观念与仪俗》,作者的知识和写法自然都不必多说,书评也可以说是典范。可是,作者和所评之书的作者彼此熟悉。而很多好的书评竟然都有这样的特征,这或许是必然的。

一来,与学科专业化发展方向相反的是,越是专业,读者范围越是小,即便教师和学生的规模扩大,读者虽然多了,可增加的读者依然来自本专业。二来,越是追求专业素养的学者可能越是在评论书时小心翼翼,不会妄评非本专业、不了解的书。再加之,这还是一件不计入科研考核并且费时费力的事,去评论一本与自己不相干的书,似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问题就在于,在今天,如果纯粹是因为读到某本书产生了兴趣,人们有多大的意愿、有多少时间和好奇心去写一篇书评。我们接着去看网络。在过去,有书评写作欲望的多是职业书评人,而除了职业书评人,我们现在到网上,去逛豆瓣或刷短视频,也会看到多种书评内容和形式。

03

“吐槽”,在网上

爱读书的人对豆瓣图书条目不会陌生,条目下的短评和书评是读书者发表评论的方式,当然还有“打星”,而这也是一旦有争议,表现就最为激烈、最为直观的地方。前几年,有多本书在豆瓣条目上遭遇“一星运动”。在去年,饭圈的“养号”行为也让《记忆记忆》等书躺枪,从“五星”到“一星”,各种打法涌入其中。

而在2021年也有一例“一星运动”。3月16日,豆瓣网友“高晗”对一本名为《休战》的西语小说打两星评价,认为该书中文版“机翻痕迹严重……希望出版社至少找西语科班出身的译者翻译这些名家”。有一位叫“Anito Anago”的网友向高晗所在的学校发去一封邮件,举报她严重不实的言辞给译者和出版社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邮件要求高晗为此公开道歉。谁料这随即掀起一场反举报的“一星运动”,除了《休战》,其他支持译者的多位译者也一同被“一星”。这成为这一年豆瓣图书条目下影响最大的事件。由此展开的议题包括翻译标准、翻译稿酬过低等。和书评相关的,还是评论的自由度和标准问题,“机翻”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纠缠不清,也分不出个高下。而其实,豆瓣图书条目是几个会有批评性书评的地方之一。

《休战》在豆瓣上的条目显示,“本书评分异常,正在处理中”。

除了“不怕得罪人”,还有一层原因可能是,在豆瓣上“打差评”,只需要动手指打星或写几句话就可完成一次评论。而在上千字的文章中这是罕见的。以《新京报·书评周刊》为例,在这一年,印象比较深刻的也只有3月份评论《文城》的《并未重返<活着>巅峰,仍然很平庸》(作者:思郁)的这一篇。批评性书评的缺乏,其原因首先在于没有学术批评或文学批评的氛围,其次也有一些简单的因素,例如有期待才有批评,没有期待,也就没有书评。尤其在人文或社科领域,若是对一本人文或社科图书不屑一顾,并无兴趣,不太可能还专门写一篇书评。

除了豆瓣,短视频的崛起也增加了书评形式。讲书、吐槽书的视频内容不少,而且也比较轻松,比如各种以“全程干货”“不开心就看书”为标题的视频,但是称得上是书评的却极少。如果我们将书评扩展为“书话”,也可以看到短视频所评论的,不只是书的图文内容,因为视频呈现的是视觉和声音,包括书封和用纸在内的和书有关的其他内容也可能成为评论的对象。

吐槽“轻型纸”的视频。

在11月初B站就出现一大批吐槽“轻型纸”的短视频,创作者们认为轻型纸的书籍有异味,不宜收藏,指责出版社的用意是让消费者在将来重版时再次购买,目的是牟利,所以抵制一切轻型纸。出版社的编辑则认为这是无端的指责,并指出轻型纸是一种环保用材。这似乎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吐槽和反驳。轻型纸的便捷性是显而易见的,可是争议到最后,焦点事实上却是关于价格的。而图书的定价可是一个争议了无数次的问题,在2021年是解决不了的。

让我们再次回到书评上来。

2021年的书评和以往相比并没有多大的不同,遗憾的是,最大的不同是学术期刊上的书评更少了。或许这是追求影响因子和学术考核的必然结果。

当然,对于作为读者的我们而言,通过一篇书评发现一本书,或因为一本书去找其他人的评论,产生共鸣或不同看法,就是收获了。只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因为选题去看一篇文章,然后了解到一本新书?而创作者又在多大程度上因此收获了成功的喜悦?

哈贝马斯在2004年为获得“京都奖”发表答谢词时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的思想越是缺乏原创性,就越是依赖于思想发生的语境”。这篇答谢词收在他的《在自然主义与宗教之间》(中译本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和2020年两个版本)。无论是没有人打开的书评,还是没有人购买的书,在未被阅读前都是不存在的。文章阅读量高、书畅销,显然是好事呀。况且书也好,书评也罢,有的本来也需要有当下性和现实性。不过借哈贝马斯这句话,热爱阅读和思考的我们可能也需要清楚地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因为选题的发生语境。毕竟阅读不该是转瞬即逝的事。

附加的话:

在2021年坚持写书评的最年长的学者,可能是经济学家张曙光先生。他生于1939年。《经济研究》在全年刊登的唯一一篇书评,便是他评论《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尼古莱·J.福斯、彼得·G.克莱因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6月)的书评《判断和行为》,除此外,他也在《读书》7月号发表评论经济学家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经济学叙事》(中文版《如果你那么聪明:经济学家的叙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的文章《事实、逻辑、隐喻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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